《闽国》和《珠崖》:唐宋帝国的东南边疆
更新时间:2019-09-10

  10世纪初,在藩镇割据和黄巢起义的双重打击下,大唐帝国终于土崩瓦解,中国历史随后进入了以“五代十国”标名的分裂 动乱的时代。所谓“五代”,指的是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出现的 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和后周五个较强大的王朝。“朱李石刘郭,梁唐晋汉周。都来十五帝,播乱五十秋。”小说家施耐庵在《水浒传》一开篇引用这首据说出自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诗句,说 的就是这 5 个朝代。从 907 年到 960 年,前后仅仅 54 年,在中原却轮替了5个朝代,走马灯似的更换了15个皇帝,平均每个皇帝在位时间不到4 年,扰攘不休。后唐和后周的统治者,都曾以养子嗣位,如果考虑到五代时期这种独特的养子现象,那么,五代十五帝其实还不止五姓,而是八姓。怎一个乱字了得!

  与五代几乎同时存在的,还有10个相对较小的地方性割据政权,史称十国(902—979)。其中9个在南方,即吴、南唐、 吴越、楚、前蜀、 后蜀、南汉、南平( 荆南 )、闽,只有1个在北方,那就是北汉。相对于五代而言,十国地盘较小,势力较弱,国势较强时,往往称王称帝,割据一方,有自己的国号和年号,一旦国力衰退,则夹起尾巴做人,尊奉北方朝廷的年号,而 停用自家的王号和年号。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正史中,关于五代 十国这一段的正史有《新五代史》和《旧五代史》两种。《新五代史》将五代诸君主列入本纪,而将十国诸君主列入世家;《旧五代史》亦将五代诸君主列入本纪,而将十国诸君主列入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。总而言之,十国与五代相比,有如小巫见大巫, 等而下之。十国之间固然亦有相安无事乃至联姻结援的时候,如闽国和南汉之间就有政治联姻,但也不时发生利益冲突,彼此相争、远交近攻的例子并不罕见。另一方面,五代十国内部的政治斗争,王位继承权的抢夺,上下相斫,厮杀不断,给人的总体感觉,是政治残酷、人性堕落以及历史线索纷乱。史家面对这一段历史,常常产生治丝益棼的无力之感。因此,研究五代十国的学者,相对于研究唐代的学者要少得多;五代十国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,也远不及唐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。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,也是容易理解的。

  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研究,就为此提供了生动而现成的例证。薛爱华一生出版了七部有关唐代的著作:《撒马尔罕的金桃:唐代舶来品研究 》《朱雀:唐代的南方意象》《珠崖》《神女: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》《步虚:唐代对星空的探讨》《唐代的茅山 》《时间之海上的幻景:曹唐的道教诗歌 》。他对大唐帝国的研究,涉及唐帝国的对外关系、唐帝国的南部边疆、唐代的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、唐人对于星空宇宙的认识等等,体现了他对唐朝历史文化的痴迷。但是,另一方面,我们也不能忽略,薛爱华对大唐帝国瓦解之后的五代十国,尤其十国这一段历史,同样也充满了兴趣。在十国中,他对南汉和闽国尤其情有独钟。他完成于194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,就是以南汉研究为题的。在《朱雀》 一书中,他也经常提到奢侈富庶的南汉帝国。而他初版于1954年的《闽国》(The Empire of Min: 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),可以说与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一脉相承,延续了前一研究中重视唐帝国遗产与聚焦唐帝国边疆的研究思路。 尽管如此,南汉研究(未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)和《闽国》,相对于另外七部唐研究专著而言,明显是少数。但是,从时间序列来看,南汉研究和闽国研究却是薛爱华在汉学研究上最初取得的成果,更重要的是,这两本书堪称薛爱华极富个人特色的汉学研究的先声。而在这两本书中,唯有《闽国》是公开出版的,更方便我们了解其中详情。

  《闽国》,[美] 薛爱华著,程章灿译,后浪·楚尘文化,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出版

  《闽国》一书以10世纪中国南方的王国为主题。顾名思义, 薛爱华特别看重闽国在时间(“10 世纪 ”)和空间(“南方 ”)两个方面的属性。关于10世纪这个时间点,薛爱华开门见山,在 书中第一页就强调指出:“在中国历史上,10 世纪是最被忽视的时代之一。尤其是传统史学称为‘五代’的这个时期,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,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重视不够的情形。”“之所以忽视这一时期,一方面是因为研究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对于学者有更大的吸引力,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文文献资料相对匮乏。”“天命世代传递的正统观念,使得对北方五代的研究显得比较彻底,而相对而言,对中国中部与南方十国的研 究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了,十国所宣称的正统性,并没有得到其后的帝国官方史学家承认。”正如《闽国》一书“绪言”中所综述的,在薛爱华开始此项研究的20 世纪50年代初,已有的闽国研究的成果,无论中文文献还是西文文献,都寥若晨星。对于很多学者,包括中国学者在内,甚至晚到20世纪80年代,闽国还是异常生疏的。

  在西方语言中,虽然有沙畹(Edouard Chavannes)和艾伯华(Wolfram Eberhard)等汉学名家开展了对十国的研究,但他们的 研究并非专门针对闽国,在现代中文文献中,只有魏应麒《五代 闽史稿之一》令人眼为之明,最值得重视。可惜的是,魏应麒只完成了这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,未竟其业。在宋代人手里编纂而成的《旧五代史》《新五代史》《资治通鉴》,不仅由于偏重政治史而失于肤浅,而且由于宋朝对十国怀有与生俱来的政治偏见 和居高临下的“正统”歧视,对相关历史事实常做筛选过滤,致使诸多历史叙述变形,对于闽国的历史叙述,既稀少单薄,又未尽可信。几百年后,当清人吴任臣编纂《十国春秋》时,尽管有意摆脱“正统”的纠缠,补缺纠偏,但事实上,由于文献不足,他已经力不从心了。“ 因为他是在事件发生6个世纪之后才记述这一事件。因此,纵然《十国春秋》被近来许多作者作为一种主 要而权威的文献来源而频繁引用,但我仍对使用其中的材料持 谨慎态度,不管这些材料多有吸引力,除非能够查证出处,否则 我不会使用。”薛爱华对包括《十国春秋》《资治通鉴》等书在内 的前代历史叙述,抱着审慎的、批判的态度。所以,《闽国》的 “绪言”部分,从常规视角来看,固然是套路式的文献综述和学 术史回顾,从具体目的来看,它也阐释了此书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方法。

  《闽国》第一章“自然景观”着重对闽国的自然地理环境进行描述,旨在为后续的历史叙述提供自然环境的背景。本章所涉及的自然,包括山川河流、鸟兽草木、城池建造,乃至水陆交通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薛爱华仿佛是一个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的孔门诗教的信徒。实际上,薛爱华是一个大自然的热爱者,他热爱自然界中的各种物产,也热爱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,尤其痴迷观察各种花草鸟兽,临终前一个月,他还在伯利兹观察珍稀鸟类和哺乳动物。《闽国》第一章的视角,已经体现了薛爱华这一独特兴趣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。在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生涯中,这一方面的影响持续扩展,由此产生了《撒马尔罕的金桃 》《朱雀》等著作。如果说,对物的兴趣贯穿了他的一生,那么,对名物的兴趣就是他的汉学研究的突出特点。而在这一方面,《闽国》第一章可以说是《撒马尔罕的金桃》和《朱雀》等书的先声。

  除了“绪言 ”《闽国》一书共有六章:“自然景观 ”“朝堂”“历史”“经济”“艺术”“信仰”。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,作者关注的不仅是闽国的政治史,而且涉及地理、经济、艺术和宗教各方面。“朝堂”一章介绍的是“闽国的著名人物,他们的命 运左右着这个自中华帝国形成以来福建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的兴 起、维持和衰亡”。这些著名人物中,最重要的无疑是号称“王氏三龙”的王潮、王审邽和王审知兄弟,其次就是王审知的继承者,包括其长子王延翰、次子皇帝王延钧、少子王延羲,以及建 州刺史王延政、王延钧长子王继鹏等,另外就是一些对闽国政局起到举足轻重影响的朝臣、近侍和禁军将领,如薛文杰、朱文进、连重遇、李仁达、许文稹、杨思恭,还有一些广为传闻的后妃,如金凤和春燕。作者设立“朝堂”一章,与其说旨在介绍人物,不如说意在正式叙述这段历史之前,先渲染一下闽国朝廷的氛围,或者说,是以宫廷为中心,展示影响闽国政局的诸种内外因素。

  第三章“历史”所叙述的内容,实际上也是“闽国的著名人物 ”,只不过他将这些人物按照其政治身份,分为刺史、藩王、帝王、暴君、投机分子、军阀等若干种。第三章的叙述对象貌似与第二章有些重叠,但实际上两者的角度明显不同,重点更是迥然不同。第二章重在渲染宫廷氛围,第三章重在介绍这些人物不同的政治角色或者身份。从刺史到藩王到帝王,一方面标志着固始王氏在五代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转变,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一地方势力逐步崛起、闽地割据格局最终形成的历史脉络。至于暴君、投机分子和军阀,则显示了闽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。从另一 个角度也可以说,第三章相当于闽国的一个编年史,只不过这个编年史是以其最高统治者为线索贯穿起来的。

  王审知兄弟所占据的闽地,从北到南,依次分为五州:建 州、汀州、福州、泉州、漳州。其中,最为重要的是福州和建州。王审知去世之后,福州和建州分别由他的两个儿子掌管,甚至形成以福州为中心的闽国和以建州为中心的殷国的对峙割据,在福州先后掌权的王延翰、王延钧和王延羲,与在建州掌权的王延禀和王延政之间,经常爆发内战。双方甚至分别引入外援,于是,不仅北方的五代介入闽国的官号和正朔,而且淮南吴国、吴越和南唐更直接派兵派人介入闽地的内战。在闽国末年,闽地五州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:建州和汀州落入南唐之手,福州属于 吴越的势力范围,只有漳州还受军阀留从效的节制。朝秦暮楚, 朝三暮四,在闽国政治中屡见不鲜。

  纵观薛爱华一生的汉学研究,他所重点关注的并不是政治史,而是广义的社会文化史。从他的十部专著可以看出,他对中古中国的最大兴趣所在,是边 疆 开 发、经济交流(物质文化)、文学艺术以及宗教信仰等。这种兴趣倾向,早在《闽国》一书中就有鲜明的体现。政治史也不是《闽国》一书的首要关注点, 尽管相对而言,头两章中较多有关政治史的叙述,但也经常穿插可读性较强的社会史的描述。从第四章开始,《闽国》的焦点转移到了闽国的经济、艺术和宗教。关于经济,作者关注的是物产 与贡品、朝廷支出与赋税、货币、对外贸易和人口变化等,比较 偏重物质文化和社会经济生活。艺术方面,作者关注的是建筑、其他各类艺术和文学创作。宗教方面,除了概述之外,作者还特别关注了佛教、道教、官方信仰、摩尼教、传说和民间信仰等。

  常言道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总体来看,有关闽国历史的文献资料存世甚少, 关于经济、艺术与宗教的材料更少。《闽国》的写作,无疑受限于文献的匮乏。薛爱华费心搜集材料,创建了 闽国历史的叙述框架,是难能可贵的。他对史事细节的强烈好奇心,对奇闻异事的痴迷,使得叙述轻松活泼,可读性很强。有意思的是,王审知兄弟三人,以“审”字标志辈分,其行事确实比较审慎。他们的子孙两代,分别以“延”“继”字标志辈分,可是,无论是福州的王延翰、王延钧和王延羲,还是在建州的王延禀和王延政,无论是福州的王继鹏还是建州的王继雄,其性格多 张狂刚愎,行事每暴戾恣睢,完全没有延续或继承王审知那一 辈的家风。薛爱华对他们的个性津津乐道,叙述娓娓动听。又如,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很多都喜欢玩弄名号的游戏,具体表现在王号、年号和姓名三个方面。最典型的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李仁达,他的政治经历,完美诠释了“朝秦暮楚”“反复无常” 这两个成语。有意思的是,他每改换一次投靠对象,就改一次名字,令人忍俊不禁。在诸如此类的叙述中,体现了薛爱华独特的写作趣味和行文风格,在他未来的汉学研究论著中,这种趣味和风格还将被进一步突显,更加引人注目。

  2018 年春节假期,从内地蜂拥前来海南岛避冬的人群,使这 座海岛喧闹一时。假期结束,离岛的车辆排成数公里的长龙,挤 满了琼州海峡边的道路。不管是 1200 年前的唐代宰相韦执谊,还 是 900 年前的宋代文豪苏东坡,恐怕都无法想象,他们当年避之 唯恐不及的天涯海角,如今竟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旅游休闲热门 目的地。在这个新闻登上头条之时,我正坐在古城金陵城东书房 的南窗之下,翻译着薛爱华的《珠崖》。

  《珠崖》以海南岛为主题。所论时段,是“从远古时期直到 北宋末年,亦即至大约 12 世纪 20 年代为止”。“但本书的重点是8世纪到11世纪,在这个时段内,有关海南的材料才开始变得丰富起来。”对于唐宋帝国来说,海南岛是比闽地更为荒远的边疆,是有罪官员的贬谪之所。在传统文献中,“珠崖”也可以写 作“珠涯 ”“珠厓 ”“朱崖 ”“崖州 ”,这些汉字给予中原士人的联想,是遥远的烟瘴蛮荒之地,令人望而生畏。出身士族的中 唐宰相韦执谊,连这个地方的地图都不敢瞄一眼,生怕沾上这挥之不去的梦魇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一百五十三“定数”收录了这样一段故事:

  韦执谊自相座贬太子宾客, 又贬崖州司马。 执谊前为 职方员外,所司呈诸州图,每至岭南州图,必速令将去,未尝省之。 及为相, 北壁有图经, 数日试往阅焉, 乃崖州图矣, 意甚恶之。 至是, 果贬崖州, 二年死于海上。( 出《 感定录》)韦执谊早年担任职方员外郎,工作职责的关系,他需要接触各州郡的地图。但他小心翼翼,坚持不看崖州地图。然而,冥冥之中自有定数,他终究还是没能摆脱贬死崖州的命运。

  《珠崖》一书初版于1969 年,较《闽国》晚15年。尽管相隔 15 年,薛爱华对大唐帝国边疆的兴趣依然不减当年。此前两 年,亦即 1967 年,薛爱华刚刚出版他的《朱雀》。很显然,在薛爱华各种专著中,《珠崖》与《朱雀》之间的关系最为直接而确 定。有一种古老而传统的解释,认为“珠崖”意即“朱雀之崖”, 如果采信这种说法,那么,两书书名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。实质上,《珠崖》一书的命名风格、章节安排和行文套路,都与《朱雀》如出一辙,完全可以说是《朱雀》的余韵。用薛爱华本人在《珠崖·前言》中的言辞,《珠崖》是为《朱雀》所下的一个“充 实的注解”。换句话说,《朱雀》是原文,《珠崖》是注解,在作 者眼中,这两部书就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。

  在 1988 年建省之前,在漫长的历史中,海南岛在行政区 划和文化区域上一般都归属广东或者岭南。它孤悬海外,外形 “像一颗精美的绿宝石悬挂在中国南端的海岸,而其垂坠的位 置,使人想起红宝石之岛锡兰(Ceylon)”。另一方面,因为海南岛出产珍珠,所以有“珠崖”之称。从远古秦汉到六朝的海南岛开发史,至今仍然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,只是囿于极其有限的文献记载,只能粗线条地描绘,“随着唐朝的开拓进取, 并在全岛确立了统治权,海南岛的真正形状也开始浮出水面”,相关的文献记载也多了起来。《珠崖》将描述重点放在8至11世纪,六合在线开奖,是很容易理解的。这个时期被贬海南岛的北方流人中,最为著名的是李德裕、卢多逊、丁谓和苏轼。他们的海南岛经历, 尤其是李德裕、苏轼以及陪同苏轼来到崖州的儿子苏过笔下的崖州记忆,成为薛爱华描述唐宋流人的海岛生活的重要依据。

  海南岛的自然条件与北方大陆截然不同。这里湿热难当的气候,狂暴肆虐的台风,内陆的山岩,甘美的泉水,丰富的矿藏,各种与众不同的动植物,例如贵重的沉香木、稀罕的翡翠鸟等,无不光怪陆离,炫人眼目,充满了异域风情,令远道而来的中原迁客着迷,更令热爱自然观察的薛爱华着迷。在《珠崖》一 书中,“自然”一章所占篇幅最大,也最有原创性。薛爱华不仅细读传世历史文献和文学文本,而且结合近代以来对海南岛所做的人类学、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实地考察,对此岛自然史的不同切面,做了细密的观察,并与读者分享。从很早开始,海南岛就 以出产珍奇的“明月珠”而闻名,这让中唐诗人张籍艳羡不已。张籍在其《送海南客归旧岛》诗中说:“海上去应远,蛮家云岛 孤。竹船来桂浦,山市卖鱼须。入国自献宝,逢人多赠珠。却归 春洞口,斩象祭天吴。”但是,张籍毕竟身在中原,与海南岛悬隔万里,其诗中所述,不免掺杂了主观的浪漫想象,甚或异域的美化。相比之下,陪同苏轼在海南岛生活的苏过,其《冬夜怀诸兄弟》诗中对海南的描述,就真实可信得多:“我今处海南,日与渔樵伍。黄茅蔽涧谷,白雾昏庭宇。风高翔鸱枭,月黑号鼯 鼠。舟居杂蛮疍,卉服半夷虏。下床但药饵,遣瘴烦樽俎。何须鸢堕时,方念平生语。”像《冬夜怀诸兄弟》这类基于亲身见闻和 实地观察的诗文,特别受到薛爱华重视。薛爱华不仅善于搜集有 关早期海南岛的历史文献,还擅长利用当时人诗文作品中的零星 材料,挖掘其中的社会文化价值。总之,《珠崖》一书的风格与《朱雀》一样,既有质实的史料,又有鲜艳的色彩。作者的描述是细腻的,笔触是有感染力的。

  薛爱华自始至终希望回答的问题是:12世纪以前的海南岛是什么样子的?他不仅关心海南岛的自然风貌,也关注那里的 历史和人文环境。所以,《珠崖》的前三章分别从“历史 ”“自然”“原住民”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,试图回答这一问题。这三章是全书的重点。前两章的视角,分别是海南岛的人文历史和自 然历史,第三章的焦点是海南岛的原住民。较之关注流人,关注原住民更有难度,也更为稀罕。“在早期中国人眼里,珠崖就是 一座神秘之岛,岛上的族群构成同样也是一个谜。”如果根据语言来划分,“当时整个南越地区只能划分成六个群体:一是羁縻州邕州的侬氏和黄氏部落,他们是最开化和最有势力的原住民家族,很可能是说泰语的;二是融州的猺人,他们是神犬槃瓠的后裔;三是广西深山里的獠人(取狭义);四是与獠极其相似的蛮人(取狭义);五是黎人,尤其是分布在海南的;六是疍人,他 们以船为家,以捕鱼为生,能入海采珠”。而在海南岛上,既有黎人、峒人,也有号称河洛人(福佬人)的北方移民的后代,还 有生活在水上的疍人。黎人之中,根据其开化程度的不同,又分 为生黎和熟黎两种,“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,其居山洞无征徭者为生黎”。按照宋人周去非的观察,生黎质直犷悍,比较好管理, 而熟黎中则混杂有湖广福建移民中的奸顽之辈,较难以驾驭。黎人的风俗与汉人不同。按照古代文献的记载,当黎族女孩年方 及笄,就要在脸颊和脖颈用蓝色刺上精美的花纹和飞蛾图案,所以也称为“绣面”。越富裕的人家,文身越是讲究,反之,丫鬟婢女则无缘文身。对黎人来说,女子文身不仅具有审美功能,更 是社会身份的标志。

  薛爱华还注意到唐宋时代海南岛上的跨文化通婚现象,此事 涉及岛上社会族群融合的问题,是值得重视的。有些生活在峡谷 中的黎人,对跨族群、跨文化婚姻的态度是开放的,他们允许汉人进入自己的家族圈。相反,汉人尤其是汉人中的政府官员,对这类通婚却比较拒斥。例如,“宋初有一小官吴蒙带兵深入高地,就遇上了这样一位慷慨大度的黎戎主人。吴蒙被俘获后,黎人待之甚厚,以女妻之,两人育有一子。要么他认为这种奇怪的人生 遭遇不适合体面的华人,要么他的上司这么认为,总之他最后是 被人用银瓶赎出来的”。这种观察视角,透露了薛爱华早年所受 学术训练中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背景。

  第四章中的“交通”,不单指字面意义上的道路交通,也包 括海南岛的物质生产、经济贸易以及海外交通,也就是说,除了 海南岛与外界的人员往来之外,也包括海南岛与外界的物质交 流。于是,在“交通”的题目之下,海南岛的经济生产、向上进 贡以及海外贸易,都囊括其中。这是观察海南岛的一个别致角 度,也再次体现了薛爱华对物质文化的情有独钟。

  古代中国人对海南岛的了解,很多是通过北方流人留下的各种记录。《珠崖》各章描述,几乎都离不开这些流人留下的文字 材料。这些材料当然是珍贵的。相对来说,专门描述流人的第五 章,是书中最不令人感到意外的一章。第五章写到的流人,主要 是唐宋两代的杨炎、李德裕、丁谓、苏轼四人,围绕苏轼的描述最为详细,主要是因为苏轼留下的文字记录最多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海南岛很早就引起西方殖民者的兴趣,西方汉学界有关成果甚多。《珠崖》一书参考了西方学者郇和、梅辉立、莫古礼、萨维纳、芬次尔等人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。在这 一方面,《珠崖》亦与《朱雀》相近,而与《闽国》相远。

  如果割弃了五代十国这一段,大唐帝国的历史显然是不完整的。同样,《朱雀》一书如果缺少了《珠崖》这一尾声,也是不 完整的。追求完整圆满的冲动,曾经使薛爱华面对《珠崖》这一 选题欲罢不能,并终于完成了这本著作。喜欢《朱雀》的读者, 终究也会喜欢《珠崖》的,我相信。

  闽地的开发和开化,与中原移民尤其是来自河南固始的移民有极大的关系。唐朝末年,天下大乱,各地农民纷纷起义。淮南道光州固始(今河南固始)人王审潮(又名王潮,下文统称其为王潮 )、王审邽和王审知兄弟三人,亦加入义军,并于 885 年率军进入福建,随后在闽地建立了闽国。在五代十国中,这个僻居 东南一隅的小国既不强大,也不显眼,但是,在闽地开发和文化 发展史中,闽国历史却是非常重要、光耀夺目的一段。值得一提 的是,当年追随王审知兄弟入闽的将士,很多都是光州固始人。

  而在闽地开发与开化的历史上,另一位做出巨大贡献并且被后人尊奉为“开漳圣王”的陈元光,也是光州固始人。陈元光是唐高宗、武后时人,其年代早于王审知约200 年。不知道当年从固始 出发的王审知兄弟们,在最终选择闽地为行军目的地时,是否冥冥之中受到 200 年前那位乡先贤的启示?

  跟随王审知入闽的将士中,有一位是后来官至漳州刺史的 程赟。这个名不列正史传记的人物,对我来说,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在原闽王王审知故第、今福州闽王祠中,至今依然 树立着一块恩赐琅琊王德政碑。碑立于唐哀帝天祐三年(906) 十二月一日,上面刻有:“今节度都押衙程赟及军州将吏、百姓 耆老等,久怀化育,愿纪功庸,列状上闻,请议刊勒。”由此可 见,程赟不仅是王审知的亲信,而且是建立这块王审知功德碑 的首倡者。《闽国》第三章第七节写到暴君朱文进时,也提到他的名字。开运二年(945 年)二月,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联手门使连重遇,弑杀闽主王延羲而自立。朱文进随后任命了一批重要的政府官员,其中包括漳州刺史程文纬。在脚注中,薛爱 华特别标注:“《新五代史》作‘程赟 ’,我无法确定哪个是正确 的。”实际上,程赟就是程文纬。在闽侯程氏的族谱中,他被称为赟公,也就是入闽程氏的始祖。原来,闽国这段遥远的历史,与我家族的来历密切相关。2018年春天,我正在忙着翻译《闽国》的时候,收到老家闽侯县甘蔗镇寄来的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念册《瀛洲之光——纪念 甘蔗程氏宗祠重建20周年》。这本纪念册第71页至76页,即为《入闽始祖赟公传略及其史迹》,包括《入闽始祖赟公传略》、《闽 侯县文物保护单位程赟墓》和《闽王祠琅琊王德政碑记述赟公事 迹》。赟公死后,原葬于漳州,明代崇祯十七年(1644),迁至闽 侯竹岐榕岸龙兴山,与甘蔗镇隔闽江相望。这本纪念册第 25—29 页还有多幅祭扫祖墓的照片,所谓“祖墓”,就是指赟公此墓。

  人世间的事,往往并非偶然。我与薛爱华之间,特别是与他 的《闽国》和《珠崖》之间,原来也有如此神奇的缘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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